
9月30日,2026年世界安宁疗护日全国联席会启动会议在山西省长治市召开。本次会议以“安宁疗护,始于镇痛,止于善终”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安宁疗护、医学人文、社会保障、医学伦理、护理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聚焦发展现状、学科建设和基层实践,共探安宁疗护发展新路径。
取得哪些实践经验
经过国家多年的试点推动,我国安宁疗护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来自多家医院的专家在会上分享了各自开展安宁疗护服务的实践和思考。
长治市作为全国第二批安宁疗护试点城市,建成了市—县—乡三级安宁疗护服务体系。长治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赵军介绍了该院的八步工作法,把家庭会议、症状管理作为两大核心抓手,通过全家福拍摄、音乐治疗等多种形式,把人文关怀融入日常照护。
上海市将安宁疗护明确为公共项目,夯实社区居家服务网底,配套专项医保收费项目,为全国社区安宁疗护建设提供了实践范本。上海市安宁疗护服务管理中心专家施永兴在会上介绍了上海市推进安宁疗护工作的经验做法。他说:“安宁疗护是公共产品,要依靠政府主导,构建由核心医护人员、辅助技术人员、志愿者组成的多学科团队,把服务的重心下沉到社区与家庭。”
中华护理学会安宁疗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谌永毅向与会者分享了基于数据驱动的安宁疗护质量管理模式。“安宁疗护要坚持患者和家属双中心,家属的照护负担同样是我们评估中不可忽视的一环。”谌永毅说,这套模式运用多套标准化评估工具,除躯体疼痛评估外,同步评估心理状态、家属照护压力,根据评估结果将患者划分为稳定期、不稳定期、恶化期、终末期,匹配对应的多学科照护方案,形成评估—干预—再评估的闭环式精细化质控。
深圳市在全国首次将“生前预嘱”写入地方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患者可以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决定,处于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不要接受插管、心肺复苏等创伤性抢救,该条例于2023年1月开始施行。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李瑛结合地方立法实践展开分享。“生前预嘱不适用于突发急救场景,是仅适用于不可逆伤病末期的医疗意愿表达,可以随时修改、撤销。”她说,生前预嘱的核心价值在于沟通的全过程记录,一纸文书无法解决全部矛盾。
面临哪些痛点问题
在分享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与会专家也交流了各自对于安宁疗护当前面临问题的思考。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肿瘤中心医生于世英说,部分临床医生机械遵循逐级换药的传统认知,导致部分终末期患者的疼痛未能得到更好的缓解,规范化、个体化、前置化的镇痛干预,是提升终末期患者生存质量的关键。
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路桂军认为目前安宁疗护有五大现实痛点:文化之痛、认知之痛、情绪之痛、躯体之痛、行业之痛。
受文化之痛影响,临床常出现先告知家属病情、再斟酌是否告知患者的情况,生死沟通与医疗决策容易陷入两难困境。认知之痛表现为不少人仍将安宁疗护与“等死”画上等号,不少家属对此心存抵触。情绪之痛指哀伤干预的缺失,很多机构的工作在患者离世之后就画上句号,对家属的哀伤抚慰严重不足。躯体之痛指临床上大量终末期患者往往拖到生命垂危时才接触安宁疗护,镇痛干预严重滞后;基层阿片类药物获取仍存在困难;临床常只关注躯体疼痛,忽视由情绪、孤独、环境共同造成的“总体痛”,即便躯体症状得到控制,患者仍会承受精神煎熬。行业之痛则体现在人才队伍缺失、制度保障缺失、公众认知偏差这三个方面,国内受过专业培训的安宁疗护人员数量不足,人才缺口巨大;学科建设滞后、缺少配套制度支撑,也制约着安宁疗护事业的发展。
一位从事安宁疗护的医生说,长期直面离别、苦难与死亡,安宁疗护医护人员极易产生替代性创伤与职业倦怠,而常态化的团队督导、情绪疏导机制在多数医疗机构仍是空白,期待从制度层面为一线从业者提供更多保障。
如何实现长远发展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我国安宁疗护事业发展必须扎根本土文化土壤,规范化、多维度的疼痛管理,是所有临床实践的出发点。
路桂军强调:“症状管理是安宁疗护的基础,人文照护是主线,脱离技术支撑的人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指出,临床必须推动安宁疗护关口前移,彻底扭转多数患者拖至ICU(重症监护室)危重阶段才介入安宁疗护的现状;持续优化基层镇痛药物可及性,建立针对躯体、心理、环境、情绪叠加的复合型总体疼痛标准化评估与干预流程,杜绝只治躯体疼痛、忽视精神痛苦的片面照护模式,全面推广标准化评估工具与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实现终末期患者身心一体化精准镇痛。
于世英提出安宁疗护长远发展的五大方向:服务体系要从以机构为主转向以居家社区为基础,搭建机构—社区—居家三级服务网络;服务覆盖由试点探索走向全国普及,补齐城乡区域差距;人才培养从转岗为主升级为院校教育+规范化培训,建立分层分类培训认证体系;支付保障要摆脱单一自费模式,打造医保、商业保险、社会救助相结合的多元保障体系;文化建设要破除公众认知误区,持续普及死亡教育与生命教育。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一方说,安宁疗护从业者的成长需要个案复盘及长期持续的督导。同时,社会、医院管理者要正视安宁疗护从业者的职业倦怠,建立清晰职业边界,做好自我关怀。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跃华结合数据分析指出:“大量医疗消耗集中在临终前三个月,过度医疗会增加患者痛苦,加重家庭经济负担。”他提出,制度层面需要持续优化医保支付模式、入组标准设计,兼顾机构运营可持续性和低收入群体服务可及性。
谌永毅呼吁,安宁疗护工作不能仅依赖患者家庭或者相关医护人员,需要整个社会携手推动、责任共担。
来源:健康报

